开的时候往死里卷，关的时候往死里躺。两样都是你，哪样都不用道歉。
人类给时间画分界线，画得很少。
公元前，公元后。战前，战后。有了文字以前，有了文字以后。每画一条，都意味着有一批人站在线上，一只脚在旧世界，一只脚在新世界，被扯得很疼。
我给自己画了一条：GPT之前，GPT之后。
2022年11月30日，ChatGPT上线。按这个纪年，今年是GPT后第四年。
这个国庆，是我在GPT后第四年过的。七天，我几乎一个字没写。
躺了。刷了。焦虑了。又躺了。
说出来有点丢人。一个天天喊着“一个人带一群agent干活”的人，假期里像条咸鱼一样翻来翻去，翻到哪一面都觉得自己在浪费这个时代。
后来我想明白了一件事。文明的大事和个人的小事，是同一根绳子的两头。时代在你身上打的每一个结，最后都会变成你身体里一个具体的疙瘩：失眠，焦虑，注意力涣散，半夜刷新闻刷到眼睛发酸。宏大叙事落到个人身上，从来不宏大。它就是一个睡不着的晚上。
把人类的时间轴压扁了看，会发现一件很吓人的事。
我们花了几十万年学会说话，花了几千年学会写字，花了几百年学会印刷，花了几十年学会联网。然后，只用了三年，学会了跟机器说话。
ChatGPT上线两个月，用户就过了一亿，是当时人类历史上普及最快的消费级应用。电话用了几十年才走进一半的家庭，电视用了十几年，互联网用了十来年。这一次，没有给任何人留适应的时间。
加速度本身，就是这个时代最大的故事。而每一个人，都在被这个加速度甩来甩去。
这篇送给假期里和我一样的朋友：一边躺平，一边觉得全世界都在往前冲，就你在原地烂着。
先把我最近悟出来的道理放在最前面。很土：
试着接受自己。
你可以随时打开自己，也可以随时关掉自己。开的时候往死里卷，关的时候往死里躺。两样都是你，哪样都不用道歉。
下面是这几天想的东西，从很大的事情讲到很小的事情。我是个割裂的人，这篇文章也割裂。一会儿讲两千年，一会儿讲一碗豆浆。凑合看。
一、每一代第一批人，都是割裂的
1811年，英格兰诺丁汉郡，一群织袜工人半夜蒙着脸闯进工厂，用大锤砸毁织机。他们自称听命于一位“卢德将军”。这位将军大概根本不存在，但这个名字活了两百多年。今天谁要是反对新技术，就会被骂一句卢德分子。
英国议会的回应很干脆：1812年，砸机器被定为死罪。
我们今天回头看，会觉得卢德分子很蠢。机器是挡不住的，历史证明了一切。
但历史还证明了另一件事，教科书很少讲。经济史学家Robert Allen研究过工业革命时期英国的数据，发现一个现象，后来被叫做“恩格斯停顿”：从十八世纪末到十九世纪四十年代，英国的产出一路往上涨，工人的实际工资却几乎原地不动，前后半个世纪。
半个世纪。一个人的大半辈子。
机器在转，财富在涨，涨的那部分落到了握着机器的人手里。没握着机器的人，在同一个国家、同一座城市、同一条街上，活在另一个时代。
这就是每一次技术革命的第一批人都会经历的东西：割裂。
1845年，一个二十四岁的德国年轻人在曼彻斯特住了将近两年，写了一本书，叫《英国工人阶级状况》。他就是恩格斯。他在书里描述过这样一座城市：工厂主住在城郊的宅子里，每天沿着体面的大街坐车进城，可以一辈子不用看见工人住的那些贫民窟。两个阶级在同一座城市里擦肩而过，互相看不见。
我们中国人对这种割裂也不陌生。上世纪九十年代末，国企改革，几千万工人下岗。一边是沿海的工厂日夜开工、新的财富一层一层长出来，一边是东北老厂区里，四五十岁的人第一次走进人才市场，不知道自己还会干什么。同一个国家，同一个十年，两种人生。
一百八十年后的今天，你打开手机，一边是“一个人用AI一晚上做出一个应用”的神话，一边是外卖骑手在雨里抢单。同一块屏幕，两个时代。
我没有要骂谁。握着机器的人和没握着的人，历史上从来没有永远的赢家。卢德分子输了，可工厂主的孙子，也被下一轮技术淘汰了。轮子一直在转。今天你握着AI，十年后可能会有一种你听都没听过的东西，把你变成新的卢德分子。
割裂真正让人不安的地方就在这儿：你不知道自己站在线的哪一边，也不知道那条线明天会不会挪。
我在自己身上看到了这个割裂，而且我是握着机器的那一边。
早上醒来，我觉得自己站在人类历史的转折点上。一个人带一群agent，一晚上推进的活，过去要一个团队干很久。我在跟未来对话。
然后我下楼买早饭。老板还是那个老板，菜市场还是那么吵，亲戚还在问我什么时候找个正经工作。
我在跟谁对话？我在跟一碗豆浆对话。
握着AI的人，会产生一种幻觉，觉得自己已经活在另一个时代。其实没有。我们还是一个集体，社会的大部分齿轮还在按旧的转速转。你的脑子在云端，你的身体还在菜市场。
所以我越来越确定：未来真正难的问题，还是人跟人之间的问题。技术把活干完了，剩下的全是人。我们这帮人天天把“构架”“解构”挂在嘴上，构到最后，解到最后，最硬的那块骨头叫心。
我愿意把这看成人类的一次升华。把繁杂琐事外包给机器，腾出手来，去处理更难的东西。
如果把人类的历史拉远了看，它就是一部外包史。
一百多万年前，我们的祖先学会了用火。哈佛的人类学家理查德·兰厄姆有个很有名的观点：火是人类的第一次外包，人把一部分消化工作交给了火。吃了熟食以后，人的肠子变短了，省下来的能量，供给了一个越来越大的脑子。
几千年前，人发明了文字，把记忆外包给了泥板、竹简和纸。
几百年前，机械钟挂上了欧洲教堂的钟楼，人把对时间的感觉外包给了齿轮。从此人不再看太阳决定什么时候吃饭，而是看钟。
两百多年前，蒸汽机把力气外包了出去。几十年前，计算机把算术外包了出去。
现在AI来了。这一次要外包的，是思考本身。
每一次外包，人都失去了一点东西，也腾出了一点东西。失去的那部分，会被当时的人哀悼；腾出来的那部分，会在几代人以后被叫做文明。
前面每一次外包，都还留着一个外包不出去的核心：那个做决定的人，那个想事情的人。这一次，被拿出去的就是这个核心。
听起来很美。可是有个问题我一直没想通：
外包，到底算不算依赖？
二、苏格拉底的担心
这个问题，两千四百年前就有人问过了。
柏拉图的《斐德若篇》里，苏格拉底讲过一个埃及的故事。发明之神透特带着一项新发明去见国王塔穆斯，说：这东西叫文字，它能让埃及人更聪明，记性更好。
国王不买账。他说，恰恰相反。有了文字，人们会依赖写在外面的符号，不再从自己心里去记。他们会读很多东西，却没有真正学会；他们看上去博学，其实什么都不懂。
苏格拉底自己一辈子没写过书。我们今天能知道他说了这番话，是因为他的学生柏拉图把它写了下来。
这个讽刺很好笑，也很准。文字确实让我们忘掉了很多东西，也确实让人类走到了今天。两件事同时是真的。
跳到两千多年后。
2009年6月1日，法航447航班从里约热内卢飞往巴黎，深夜在大西洋上空。飞机的空速管结了冰，读数乱了，自动驾驶断开，把飞机交还给人。
交还的那一刻，驾驶舱里的飞行员已经很久没有在高空亲手飞过这架飞机了。他们在混乱中持续拉高机头，飞机失速，从三万多英尺一路掉进大海。机上228人，全部遇难。
事后的调查和后来大量的分析，反复指向同一个词：自动化。机器太可靠了，可靠到人在机器失灵的那一刻，已经不会了。
这件事，有人在1983年就写清楚了。英国心理学家Lisanne Bainbridge有一篇论文，题目叫《自动化的讽刺》。她讲的是工厂控制室和飞机驾驶舱：机器接管了日常操作，人被留下来干两件事，一是盯着它，二是它出事时接手。
讽刺在于，这两件恰恰最难。你不亲手干，手就生了。机器越可靠，你练手的机会越少；你越生疏，机器出事的那一刻就越要命。
现在说一件我自己的小事。小到可笑。
建网站，最简单的那种。以前我闭着眼睛就能做：买台VPS，装宝塔面板，敲几条命令，下个WordPress，配数据库，装几个插件。
现在交给AI。它确实快。
然后我就成了监工。它干到哪一步了？翻日志。它怎么干的？对记录。要么事后一行一行查，要么事前一步一步写死，让它照着走。
我说不上来哪里不对，总之浑身不舒服。
读到Bainbridge那篇论文，我才明白这种不舒服是什么。
说人话：AI替你干活，你以为自己升级成了老板。其实你降级成了盯监控的保安，还是那种越来越看不懂监控的保安。
我曾经是那个敲命令的人，现在是读日志的人。读日志的人知道发生了什么，但已经忘了那是什么手感。手上那层茧，在一点一点退。
建一个网站，出了事，大不了重来。可同样的结构，正在被复制到每一个行业里。医生看AI的诊断，律师看AI的合同，程序员看AI的代码，老师看AI批改的作业。每一个人都在慢慢变成读日志的人。
所以我给自己画了一条线，也送给你：
活随时能拿回来自己干，叫外包。拿不回来了，叫依赖。
文字是外包，因为你随时还能张嘴说。计算器是外包，因为你随时还能拿笔算。自动驾驶对法航447的那几个飞行员来说，那天晚上，变成了依赖。
我现在还拿得回来。十年后呢？不知道。
有个研究我一直记着。
伦敦的出租车司机要考一个出了名难的执照，叫The Knowledge，要把市中心两万多条街道和成千上万个地标装进脑子里，很多人要准备三四年。2000年，伦敦大学学院的神经科学家Eleanor Maguire扫描了这些司机的大脑，发现他们海马体后部的灰质比普通人更大，开车的年头越长，差别越明显。海马体，就是大脑里管空间记忆的那一块。
后来有了导航软件。现在谁还背地图？
我没说导航是坏东西，我天天用。我想说的是：你外包出去的每一种能力，大脑都会默默收回它给那个能力留的地方。那块地方会被拿去干别的。干什么，取决于你。
腾出来的地方被拿去刷短视频，那叫依赖。腾出来的地方被拿去想更难的问题，那才叫升华。
AI时代真正的分水岭，可能就藏在这里：同样是外包，你拿腾出来的那块脑子，去干了什么。
三、低本底钢
1450年前后，古腾堡在美因茨造出了活字印刷机。
此后几十年，欧洲的书从稀罕物变成了洪水。好书在印，烂书也在印；圣经在印，骂教皇的小册子也在印。有历史学家认为，这场信息爆炸是后来宗教改革和此后一百多年战乱的燃料之一。一种新的信息技术，先带来的往往是混乱，秩序要等很久以后才追上来。
我们正站在另一场洪水里。
GPT之后的互联网，已经有一半是机器写的。有人拿Common Crawl抽样统计过，从2025年初起，新发布的文章里，AI写的一直在一半上下晃。你现在随手点开一篇教程、一条测评、一段快讯，等于掷了一次硬币。
机器写的东西被放到网上，又被下一代机器读进去，接着写。模型吃自己拉的东西，一代一代训下去，会越来越窄。罕见的先死，最后塌成一团平均值。2024年《自然》上有篇论文专门讲这个现象，叫模型崩溃。
人也一样。你每天的输入有一半是平均值，你迟早长成平均值。
1941年，博尔赫斯写过一篇小说，叫《巴别图书馆》。那座图书馆无穷无尽，收藏了用二十几个字母和符号能拼出的所有可能的书。理论上，它包含了一切真理，包含了你的传记，包含了未来每一天的准确记录。
问题是，它也包含了所有的错误、所有的胡话、所有只差一个字的假版本。图书馆里的人一辈子都在书架间游荡，想找到一本有意义的书，大多数人到死也没找到。
一切都有，等于什么都找不到。
博尔赫斯写的是一个寓言。八十多年后，我们差不多把它造出来了。
这让我想起一个很冷门、我却很喜欢的词：低本底钢。
1945年7月，美国在新墨西哥州的沙漠里引爆了第一颗原子弹。此后几十年，大气层核试验一次接一次，放射性尘埃飘满了全球。从那以后，全世界新炼出来的钢，都多多少少带上了一点放射性。因为炼钢要用空气，空气已经脏了。
平时没人在乎。可做精密辐射探测器的科学家很在乎，那一点点放射性，足以干扰他们的仪器。
于是他们去海底捞沉船。拆二战以前的旧军舰，取下那些在原子弹之前炼成的钢。那批钢炼出来的时候，世界还是干净的。
现在，有人把2022年以前的互联网数据，叫做低本底数据。
所以我开始做一件很土的事：收藏。GPT之前的东西，能存就存。老博客，老论坛的帖子，老纪录片，老书的扫描件，那些写得又笨又啰嗦、错别字一堆的个人主页。那些东西写得一点都不好，但它们是人写的，带着人的体温和人的错误。
它们是我们这个物种，最后一批没有被摘要过的原件。
这也是一种关掉自己：关掉一部分输入，在脑子里给自己留一块没被污染的地方。
收藏这件事，比你以为的更急。
2024年，美国皮尤研究中心做过一个统计：2013年还能打开的网页，到了2023年，大约有38%已经打不开了。十年，将近四成。没有人放火烧图书馆，它们只是悄悄地404了。
亚历山大图书馆是被烧掉的，至少传说里是这样。我们这一代的亚历山大图书馆，是被遗忘掉的。域名到期，服务器关机，平台倒闭，账号注销。一个人写了十年的博客，一个论坛里几万人吵了五年的架，一夜之间就没了，连灰都不剩。
填进那些空白里的，是机器写的平均值。
还有一件事想起来让人发冷。2022年以后出生的孩子，这辈子都没见过一个没有AI的互联网。他们读到的第一篇童话，第一个问题的答案，第一次在网上查到的东西，很可能都是机器写的。对他们来说，那一半平均值就是世界本来的样子。
所以我有时候觉得自己像个守夜人，守着一堆没人在乎的旧东西。可我很确定，十年后会有人在乎。说不定就是我的孩子。
四、亚历山大的老师
公元前343年，马其顿国王腓力二世给十三岁的儿子请了一位家庭教师。
这位老师叫亚里士多德。
后来的故事大家都知道：这个学生长大以后叫亚历山大大帝。
在人类历史的绝大部分时间里，一对一的教育是帝王的特权。普通人的孩子，能识几个字就不错了。
1763年，普鲁士的腓特烈大帝颁布法令，推行强制义务教育。后来普鲁士模式被许多国家学去：统一的年龄分班，统一的教材，统一的铃声，一个老师对着几十个孩子讲同一套东西。这套系统让几亿人识了字，是人类了不起的成就。它的底层逻辑也很清楚：批量生产。
两百多年，我们的孩子一直在流水线上。
1984年，教育心理学家本杰明·布鲁姆发表了一个结论，后来被叫做“两个西格玛问题”：接受一对一辅导的学生，平均成绩能超过传统课堂里98%的学生。
换句话说，亚里士多德的教法是对的，就是太贵了。全世界的教育学家找了四十年，想找一个便宜的办法接近这个效果，没找到。
然后AI来了。一对一，第一次变便宜了。
两千三百年来只属于王子的东西，现在每个家长手机里都有。这是这个时代最被低估的一件大事。
然后大部分家长干了一件蠢事：让AI讲得更快，刷题更多。拿着亚里士多德，干流水线的活。
我的判断是：教育行业一定会被颠覆。别等学校来颠覆，家长自己动手。
我的做法反过来，叫以慢为快。
先慢。让AI去试，同一个概念换着法子讲：比喻、画图、讲故事、动手做、做成游戏。看孩子哪一种能真正听懂，听懂的时候眼睛是亮的。不行就换。一直试，一直调。可能要几周，甚至几个月。
这个过程很磨人。你会觉得慢得要死，别人家孩子都刷完三本练习册了。
可一旦找到了，后面会非常快。从此以后，所有知识都可以翻译成他能接收的那种语言。你找到的是一把钥匙，以后每一扇门都用它开。
先花时间找入口，再用入口提速。
这里要说清楚一点，免得被误会。
网上流行过一种说法，叫学习风格：有的孩子是视觉型，有的是听觉型，有的是动手型，按类型教就行了。这套理论后来被很多研究打了脸，给孩子贴一个固定标签，并不会让他学得更好。
我说的找方式，更接近九十多年前一位苏联心理学家讲的东西。
他叫维果茨基，1934年死于肺结核，只活了三十七岁。他留下了一个概念，叫最近发展区：孩子自己能做到的，和在别人帮助下能做到的，中间有一段距离。教育真正发生的地方，就在这段距离里。太简单，孩子觉得无聊；太难，孩子直接放弃。好老师的本事，就是一直找到那个踮一踮脚刚好够得着的地方。
麻烦在于，这个地方每个孩子都不一样，而且每一天都在挪。一个老师对着四十个孩子，不可能找得到。
AI可以。前提是你肯慢。
亚里士多德教亚历山大，大概也是这么干的。他用不着教一个班，他只需要搞懂一个孩子。
五、看完一部纪录片
1966年，匈牙利裔的哲学家迈克尔·波兰尼写过一句话，后来被引用了无数次：我们知道的，比我们能说出来的多。
他把这种说不出来的知识叫做默会知识。骑自行车，认出一张熟悉的脸，判断一个人是不是在撒谎。你会，但你讲不清楚自己是怎么会的。
AI最擅长的，是能被说出来、能被写下来的那部分知识。它最难碰到的，是波兰尼说的那部分。
所以我的第二个判断是：未来人跟人的沟通会越来越贵。学一门销售，可能比学一门编程更值钱。
我说的销售，是让一个陌生人理解你、信任你、愿意跟你一起干一件事。这件事里全是默会知识：什么时候该说话，什么时候该闭嘴，对方那一下皱眉是什么意思。AI能替你写一万封邮件，替不了你坐在对面，看着对方的眼睛。
我想带孩子做一次重建，Rebuild。
方法很笨：挑他喜欢的题材，恐龙、火车、深海、宇宙都行，找一部好纪录片，从头到尾看完。中间不快进，不切出去，不刷手机。
为什么是纪录片？为什么一定要看完？
因为短视频把整个世界切成了十五秒一片。纪录片是少数还要求你跟着一个完整叙事走一两个小时的东西。看完一部，练的是专注，是跟着别人的逻辑一路走到终点的耐力。
后面所有的沟通能力，都建在这块地基上。
说人话：听不完别人说话的人，什么也卖不出去。
1950年，图灵在一篇论文里问了一个问题：机器能思考吗？他设计了一个游戏，让人隔着屏幕跟对面聊天，如果分不出对面是人还是机器，就算机器赢。
七十多年后，这个游戏已经没什么悬念了。隔着屏幕，你越来越分不出来。
于是一件很有意思的事发生了：隔着屏幕说的话，开始贬值。邮件，私信，朋友圈文案，谁知道是不是AI写的？而坐在一张桌子上、看得见对方的手和眼睛说出来的话，开始升值。
越是机器能伪装的东西，越便宜。越是机器伪装不了的东西，越贵。
我见过的生意做得好的人，大多数都不是文案写得最漂亮的那个。他们会听人说话，会在对方开口之前，大概猜到对方想要什么。这种东西，我在任何一个模型里都没见过。
还有一层：大部分好纪录片，拍于GPT之前。那也是低本底钢。
六、万里茶道
1727年，清朝和俄国签订《恰克图条约》。中俄边境上一个叫恰克图的小镇，成了两个帝国做买卖的口子。
此后一百多年，一条路慢慢长了出来。茶叶从福建武夷山的山里采下来，装箱，过江西，走汉口，上张家口，穿过蒙古草原，一路运到恰克图，再进入西伯利亚，最远卖到莫斯科和圣彼得堡。后人管这条路叫万里茶道。
一万里。骆驼一步一步走出来的。
三百年后，这条路换了样子。骆驼变成了集装箱、跨境物流和电商平台。
这个假期，我跟一位做俄罗斯跨境电商的老哥聊了很久，商量了很多事。我们聊货，聊渠道，聊怎么把东西卖到那片很大很冷的土地上去。
我的判断是：中国的外贸出海，好的会越来越好。现在手里有想法、有渠道、有能力、有货源的人，很多都在往这个方向走。人和钱往一个地方聚，商机就会一层一层长出来。
往前数，中国人做外贸，从来是一波一波来的。
1757年，乾隆下令西洋商船只许在广州一口通商，此后八十多年，十三行几乎垄断了对外贸易，行商富可敌国。1957年春天，第一届中国出口商品交易会在广州开幕，后来人们叫它广交会。再往后，是2001年加入世贸，是义乌的小商品卖遍全世界，是跨境电商把一个县城的工厂，直接接到了莫斯科和圣保罗的买家面前。
每一波，都有一批人抓住了，也有一批人在岸上看着。
这一波的不同之处在于，AI把出海最难的几道坎削低了：语言，文案，客服，选品，投放。以前要一个团队的活，现在一个人加几个agent就能跑起来。
门槛低了。第一步却一点没变容易。
但聊到最后，我们俩都承认了一件事：不管做什么，做AI也好，做外贸也好，做任何事都一样，最难的永远是迈出第一步。
为什么第一步这么难？心理学给了三个答案，凑在一起正好。
第一个叫现状偏差。人天然倾向于维持现状，哪怕现状并不好。什么都不做，是大脑的默认选项，不需要任何理由。做点什么，就得找理由。
第二个叫损失厌恶。卡尼曼和特沃斯基的研究发现，失去一样东西的痛，大约是得到同样东西的快乐的两倍。你还没开始，大脑已经替你把可能亏的那一半，算了两遍。
第三个是好消息，叫蔡格尼克效应：没做完的事，会一直挂在你心里，挠你。所以一旦开了头，那件事就会自己拽着你往前走。
起步之前，三股力里有两股在拦你。起步之后，第三股开始推你。
万里茶道上第一个把茶叶驮上骆驼的商人，大概也算过损失。路上有风沙，有马贼，有冬天。他还是走了。
中国人最熟悉的第一步，发生在1978年冬天。
安徽凤阳县，小岗村，十八户农民在一张纸上按下了红手印，偷偷把集体的地分到各家各户去种。那张纸上写着，如果干部因此坐牢，其余的人负责把他们的孩子养到十八岁。
他们不知道这一步会不会让自己坐牢。他们只知道再不走，就要饿死。
后来的事情大家都知道了。
现状偏差，损失厌恶，这些词那十八户农民一个都没听过。他们只是先迈了那一步。
说人话：想一万遍，不如干一次。干砸了，也比想好了强。
七、二八，和幸存者
说点难听的。
对于绝大多数人来说，你没有资源背景，没有贵人相助，自己也不是那种时代的天之骄子。那你赚钱的速度，真正能被压缩的地方，其实不多。
能压缩的，是交付的速度，是代码产出的速度，是那些本来就能被AI替代的环节。
出了这一圈，世界还是老样子。很多东西是被垄断的：渠道，牌照，关系，信任。还有很多东西是一种意识，靠的是惯性的流程和几十年攒下来的经验。一个老师傅看一眼就知道哪里不对，你问他为什么，他也说不清。AI再快，也快不到这些地方去。
所以大家还是清醒一点。
现在网上一大堆教程，写得狗屁不通，作者自己都没跑通流程，就敢说靠这个赚到钱了，然后发出来。跟钱越近的行业，割韭菜越快，最快的是交易类。我看过很多自称A8、A9的人写的东西，逻辑都不通，底下一片叫好。
每个人的bio，每个人的title，有多少是真的？有多少是假的？
更可悲的是，大家就爱看这个。
1896年，意大利经济学家帕累托发现，意大利大约80%的土地，掌握在大约20%的人手里。后来人们发现，这个比例到处都是，叫二八法则。再往大了看，宇宙里也到处是这种不均匀：大地震很少，小地震很多；大城市很少，小镇很多。
不均匀是常态。站在顶上的永远是少数，这本身没什么。要命的是，你每天看到的，全是顶上那一小撮。
二战的时候，美军想给轰炸机加装甲。他们研究了返航飞机身上的弹孔，发现机翼和机身上最多，打算往这些地方加。统计学家亚伯拉罕·瓦尔德说，反了。该加装甲的，是弹孔最少的地方，比如发动机。因为那些地方中弹的飞机，根本没飞回来。
你看到的那些成功案例，就是飞回来的那几架。掉进海里的那些，不会写教程，不会发朋友圈，不会在bio里写自己是A9。
说人话：别莫名其妙地被幸存者偏差干趴下。你看到的成功太多了，好东西太多了，多到你以为那就是世界的平均水平。
我们什么时候能安静下来，去找那些不那么完美的东西？甚至是残缺的东西？
要记得，从你出生开始，你就一直在摔跤。
纽约大学有个专门研究婴儿走路的心理学家，叫Karen Adolph。她的团队发现，刚学走路的小孩，平均一个小时要走两千多步，摔十几跤。一天下来摔几十次，没有一个小孩因此决定这辈子不走了。
蹒跚学步，这个词真不是随便说说的。
那些卖力的、费劲的表演，像一场烟花。砰的一声，满天都亮了，然后什么都没剩下。有的人喜欢那个灿烂的瞬间。
有的人，喜欢看蹲在地上点引线的那个人。
八、那根杠杆
1985年，美国媒体学者尼尔·波兹曼写了一本书，叫《娱乐至死》。前言里他拿两本小说做对比。
奥威尔在《一九八四》里担心，有人会禁书，会对我们隐瞒真相，会用痛苦控制我们。
赫胥黎在《美丽新世界》里担心的是另一种未来：根本不需要禁书，因为没人想读书；不需要隐瞒真相，因为真相会淹没在无关紧要的东西里；控制我们的，是我们喜欢的东西。
《美丽新世界》里，人人都吃一种叫索玛的药。不开心了，来一片；无聊了，来一片；想起什么不该想的，再来一片。没有副作用，政府免费发放，大家都很快乐。
赫胥黎写这本书是1932年。那时候没有手机，没有短视频，没有推荐算法，更没有AI。他凭空想出了一个靠快乐统治的世界。
波兹曼说，赫胥黎可能是对的。
四十年后，我在自己和朋友身上看到了这句话。
这个假期，我跟好朋友Roland、木哥聊天，发现我们三个人多多少少都有同一个毛病：注意力散了。
当你能处理的事情足够多，人就会贪，想做更多。AI在每个行业都在开花，好像不抓住一点就亏了。新模型，新工具，新风口，新的融资新闻。每天醒来，都有一堆东西在喊你：按我。
这让我想起一个实验。
1954年，两个年轻研究者James Olds和Peter Milner，在小白鼠脑子里植入电极，接上一根杠杆。老鼠一按杠杆，电流就刺激一次大脑里某个特定区域。
后来的实验里，有的老鼠一个小时能按几千次。不吃，不喝，不理异性，只按那根杠杆，有的一直按到力竭。
后来，有人在人身上也做了。美国杜兰大学的精神科医生Robert Heath，从五十年代开始往病人脑子里植入电极。最出名的一位病人编号B-19，在一次三小时的测试里按了一千五百次左右。每次研究人员把设备拿走，他都在抗议。
这个按钮听上去很美好：一按就爽，好像没有任何副作用。为什么不普及？为什么不拿去给痛苦的人治病？
因为它从来没能变成一种治疗。Heath的实验后来被看成一场伦理灾难。更深的解释来自后来的神经科学：密歇根大学的Kent Berridge研究发现，大脑里“想要”和“喜欢”是两套不同的系统。那根杠杆刺激的，很可能主要是“想要”。
老鼠和病人一直按，可能跟快乐关系不大。它们只是停不下来。
说人话：你每天刷新AI新闻，跟那只老鼠没多大区别。按下去，你得到的是想要。喜欢另算。
这根杠杆，现在就在你兜里。
手机上的下拉刷新，跟老虎机的拉杆是同一个动作：拉一下，不知道会出来什么，可能是好东西，也可能什么都没有。行为心理学里管这个叫可变奖励。斯金纳当年用鸽子做实验就发现，奖励来得越没有规律，动物按得越疯。
AI时代又给这根杠杆加了一倍的力。以前你刷的是别人的生活，现在你刷的是“再不学就被淘汰”的焦虑。每一条新闻都在告诉你：又有人用AI赚到钱了，又一个工具上线了，又一个行业要被颠覆了。按一下，焦虑一次；焦虑一次，再按一下。
那怎么办？
我的办法是向内。
五百多年前，1506年，一个叫王守仁的年轻官员因为上疏得罪了大太监刘瑾，被廷杖，被贬到贵州一个叫龙场的地方当驿丞。那里山高林深，瘴气弥漫，语言不通。
据说他在那里给自己凿了一口石棺，日夜坐在里面。1508年的某个深夜，他忽然悟了：圣人之道，吾性自足，向之求理于事物者误也。
道理不在外面。在里面。
这就是后来的王阳明。
我当然没有资格跟王阳明比。我只是在这个假期，被外面的东西推得太狠了，被迫往里面看了一眼。
今天先公开一点细节：我在用一种方法，叫潜意识的自我催眠。
一百年前，法国药剂师埃米尔·库埃教人每天早晚念一句话：每一天，在每一个方面，我都变得越来越好。很多人笑他，可这句话流传了一百年。
我的方法跟他不太一样。细节以后慢慢聊。
九、笑病
为什么要向内？因为我发现，整个社会的情绪问题越来越严重。
而情绪是会传染的。
1518年夏天，斯特拉斯堡，一个女人走上街头开始跳舞，停不下来。几天之内，跟着跳的人越来越多，有记载说最多时有几百人在街上跳。没有音乐，没有理由，有人跳到力竭倒地。史称舞蹈瘟疫。
1962年1月，今天的坦桑尼亚，一所寄宿女校里，几个女孩突然开始笑，止不住地笑。笑从一个人传到另一个人，从学校传到村子，从一个村子传到另一个村子。前后上千人卷了进去，好几所学校被迫关门。史称坦噶尼喀笑病。
这些事听上去像传说。2014年，有人用数据把它重新做了一遍。
Facebook和康奈尔大学的研究者发表了一项实验：他们悄悄调整了将近七十万用户的信息流，让一部分人少看到一些正面内容。结果，这些人自己发的正面内容也变少了。情绪顺着信息流传了出去。参与实验的人从头到尾不知道自己是实验品，这项研究后来也因此被骂得很惨。
斯特拉斯堡的人是被街上的舞者传染的。坦噶尼喀的女孩是被同学传染的。我们呢？
我们被信息流传染。而今天的信息流，是算法排的，有一半是机器写的。
1895年，法国人勒庞写了一本小书，叫《乌合之众》。他说，一个人一旦进入群体，智力会下降，情绪会被放大，变得容易轻信，容易冲动。他那个年代的群体，是广场上的人群。
我们这个年代的群体，不需要广场。一个热搜，一个评论区，一个几百人的群，就够了。你人坐在自己家沙发上，情绪却在跟几百万人一起起伏。
而且这个群体里，开始混进不是人的东西。有一部分评论是机器写的，有一部分转发是机器点的，有一部分愤怒，是算法从千万条内容里挑出来、专门推到你面前的。你以为自己在跟人群共振，你可能在跟一台机器共振。
人在什么样的环境里，就会有什么样的情绪。
所以你得有个开关。
我不否认坏情绪也有它的用处。痛苦会告诉你哪里出了问题。好情绪也不一定要一直好下去，一直好下去的东西，大多是假的。
医学上有一种罕见的遗传病，叫先天性无痛症。得这种病的人感觉不到疼，听上去像超能力。现实是，他们常常咬破舌头不知道，骨折了照样走路，烫伤了照样不缩手，很多人的身体早早就被自己弄坏了。
疼是信号。坏情绪也是信号。把所有坏情绪都关掉的人，跟感觉不到疼的人，下场差不多。
人不需要永远开心。人需要知道自己的情绪是从哪里来的，然后有权利把那个来源关掉。
十、我包含众多
1855年，美国诗人惠特曼在《草叶集》的《自我之歌》里写过几行诗：
我自相矛盾吗？
那好吧，我就是自相矛盾，
我辽阔博大，我包含众多。
八十多年后，菲茨杰拉德在《崩溃》里写，检验一流智力的标准，是看你能不能在脑子里同时容纳两种相反的想法，并且照样运转。
有意思的是，菲茨杰拉德写这句话的时候，正是他人生最狼狈的几年：酗酒，负债，妻子住进了精神病院，他自己也垮了。那组文章写的就是他自己的崩溃。一个正在碎掉的人，告诉你怎么同时装下两种相反的东西。
我把这两段话抄在这里，是因为我想替自己，也替很多跟我一样的人，说一句实话。
AI这行，该蹭的热度我会蹭，该写的文章我会写，该搞的流量我会去搞。我不装清高。
但人生真的是难得清醒。
有时候，我们只需要把一件简单的事做好，财富和幸福自然会来。
我很难过活在这个时代。我也很开心活在这个时代。
我甚至不知道每天这种割裂的情绪从哪里来。痛苦让我知道我还活着，幸福让我一直往前走。
我就是一个矛盾的人。整个人类社会也离不开矛盾。说难听点，大家都一样，既要当婊子，又要立牌坊。
那又怎样。
心理学家卡尔·罗杰斯说过一句很绕、但我越想越对的话，大意是：一个奇怪的悖论是，当我接受了自己本来的样子，我才能改变。
这就是我这个假期悟出来的东西：接受它。
接受自己是割裂的，矛盾的，贪的，会躺的，会焦虑的，会在半夜刷新闻刷到眼睛发酸的。
接受了，就有了开关。
想卷的时候，打开自己，往死里卷。想躺的时候，关掉自己，往死里躺。不用解释，不用道歉，不用发朋友圈证明自己没废。
开和关都是你。惠特曼说得对，你包含众多。
讲到接受自己，我总会想起一个中国人。
1079年，苏轼因为几首诗被抓进御史台的监狱，差点掉了脑袋，史称乌台诗案。出狱以后，他被贬到黄州，挂一个没有实权的小官，带着一家人在城东一块荒坡上开荒种地。那块地叫东坡，他从此自号东坡居士。
1082年春天，他和朋友在路上遇到一场大雨，雨具已经被先带走了，同行的人都很狼狈，只有他不觉得。回来以后，他写了一首《定风波》：
竹杖芒鞋轻胜马，谁怕？一蓑烟雨任平生。
一个刚从死牢里出来、被贬到偏远小城、穷到要自己种地的人，写出了中国人一千年来最豁达的一句话。
他没有假装自己不惨。他接受了自己惨，然后照样往前走。
回首向来萧瑟处，归去，也无风雨也无晴。
晴是你，雨也是你。开是你，关也是你。
那具体怎么关？
人类其实早就发明过关机键，只是我们忘了。
犹太人守了三千年的安息日：每周有一天，不工作，不做买卖，不碰生意。二十世纪的犹太哲学家赫舍尔把它叫做“时间里的宫殿”。别的民族在空间里造神殿，犹太人在时间里造了一个，每七天进去一次。
一千多年前，有人问唐代禅师大珠慧海：和尚修道，还用功吗？他说用功。那人又问：怎么用功？他回答：饥来吃饭，困来即眠。
那人说，所有人都是这样，这算什么用功。
禅师说，不一样。别人吃饭的时候不肯好好吃饭，百般挑剔；睡觉的时候不肯好好睡觉，千般计较。
一千多年后，我们吃饭的时候刷手机，睡觉之前刷手机，上厕所也刷手机。手机里有一个声音一直在说：别停，别人都在跑。
关掉自己，不需要什么高深的方法。吃饭的时候吃饭，睡觉的时候睡觉，看纪录片的时候看完它。每周给自己留一座时间里的宫殿，那一天，AI再怎么开花，都跟你没关系。
十一、乐队
这个假期最开心的一件事，是跟重要的人去听了叶世荣的「你中有我」巡回演唱会。
他是Beyond的创始鼓手。乐队停下来以后，他从鼓手转成了主唱，花了很长时间打磨唱功，把Beyond的歌一首一首继续唱下去。今年这轮巡演，正好赶上Beyond成立四十三周年。
叶世荣六十多岁了，还能那么开心地演出，真的很棒。
只不过，我的关注点已经不在舞台最中心了。
我开始看观众，看台下的人。也开始看台上的每一个乐手。
偶像和乐队不一样。偶像是一个人站在光里，其他人都是背景。乐队是一群人，每个人都有自己的位置，每个人都可能被光照到。
我还是喜欢乐队。伍佰和他的China Blue，诸如此类。
每一场演唱会，我最喜欢的环节，是介绍乐队成员。吉他，贝斯，键盘，鼓。灯打到谁身上，谁就来一段。台下就为他一个人欢呼一次。
那一刻你会明白，每个人都是这首歌里必不可少的那段旋律。少了谁，歌就不是那首歌了。
Beyond最懂这件事。1993年，黄家驹在东京录节目时意外坠台，没能救回来，那年他三十一岁。舞台中心空了。剩下的人没有散，又唱了十几年。后来乐队停了，那个一直坐在最后面打鼓的人，自己走到了台前。
回到这篇文章。AI时代，所有人都盯着舞台中心：谁又融资了，谁又一夜暴富了，谁的bio又多了一个零。可真正撑着这个时代往前走的，是那些不在中心的人。打鼓的，弹贝斯的，在后台调音的，在台下跟着唱的。
你不用站在舞台正中间。你只需要知道自己是哪一段旋律，然后把它弹好。
十二、2030
最后讲一篇老文章。
1930年，大萧条刚开始，全世界一片哀嚎。经济学家凯恩斯偏偏在这时候写了一篇很乐观的文章，叫《我们孙辈的经济前景》。
他预测，一百年后，也就是2030年，发达国家的生活水平会比当时高出四到八倍。经济问题基本会被解决，人们每周大概只需要工作十五个小时。
但他在文章里还写了一句更重要的话。大意是：到那个时候，人类将第一次面对他真正的、永恒的问题，那就是摆脱了经济压力以后，该怎么用他的自由，怎么度过他的闲暇，怎么活得明智、愉快而美好。
2030年，还有四年。
凯恩斯算错了工时，我们今天并没有每周只上十五个小时的班。但他提出的那个问题，可能正在被AI提前送到我们门口。
凯恩斯在那篇文章里其实还担心过另一件事。他说，人类被训练了几千年去奋斗，突然不用奋斗了，很多普通人可能会因此陷入一种精神上的崩溃。他举的例子，是当时那些衣食无忧、却无所事事的富人家太太。
这个担心，放到今天一点也不过时。
AI替你干完了活，你剩下的那些时间，会被什么填满？被那根杠杆填满，还是被你自己填满？
这一代人的考试，题目早就出好了：AI把你的时间还给你以后，你接不接得住。会不会用AI，只是一张入场券。
也许十年后，AI会保证每个人基础的物质生活。你不用再为一日三餐奔波。
到那一天，人和人之间的差距会是什么？
我想了很久，答案很简单：就是这十年。
这十年里，你是在一步一个脚印地走，还是被时代推着走。你是握着机器的那个人，还是读日志读到忘了手感的那个人。你是在收藏低本底钢，还是被平均值喂成了平均值。你是在按那根杠杆，还是学会了把自己关掉。
不管你开着还是关着，时间一直在走。
万里茶道上的骆驼走了一百多年。龙场的那口石棺坐了两年。卢德分子砸了五年机器，恩格斯停顿停了半个世纪。凯恩斯的那一百年，还剩四年。
我们手上的这十年，刚刚开始。
明天早上，我还是会下楼买一碗豆浆。老板还是那个老板，菜市场还是那么吵。
两千年的文明史，一百年的预言，十年的赌局，最后都落在这碗豆浆上：今天，你打算怎么过。
这篇文章开头，我说人类给时间画的分界线很少。
其实那些线，都是后人画的。生活在公元元年的人，不知道自己站在一条线上。他们只是照常吃饭，照常干活，照常为明天发愁。
我们这一代不一样。我们清清楚楚地知道，自己正站在线上。这是一种幸运，也是一种折磨。
幸运在于，你知道该往哪边迈步。折磨在于，你每天都能感觉到那条线从你身上碾过去。
假期快结束了。想开机的，开机。想再关两天的，关着。
都行。你包含众多。
最后说一件小事。
我的烟瘾好大，好大。
也只有Beyond的演唱会，能压住我的烟瘾了。
